2. 限电是为了提升价格加成率或定价权？

结论：理论上可以，是否主观意志有待考察。

实证研究显示，中国出口企业长期存在“低加成率陷阱”问题，这决定了中国产业升级的必然性，当前的舆论，是长期规律趋势在短期环境下的特殊激烈表现。近30年，关于企业加成率的问题，成了经济学领域的研究热门。理论上，Marc J. Melitz & Gianmarco I. P. Ottaviano.(2008)最早提出了的M-O模型，以及后续人们对发达国家的诸多实证研究都证明，由于出口企业通常具有较高的生产率水平， 导致出口企业加成率一般高于本土市场企业（非出口企业）。而盛丹等 (2012) 、李卓等（2015）、祝树金等（2015）、 钱学锋等（2015）、黄先海等（2016a)，基于2015年之前的工业企业和出口企业数据，都提出和验证了中国出口企业存在“低加成率陷阱”问题，即出口企业的成本加成率反而低于本土企业的成本加成率。人们从诸如“出口鼓励政策、两端在外减弱市场可控力、白热化竞争、技术投入不足、市场分割、人力资本投入不足”等不同视角给予解释。但直到2020年，才有诸竹君和黄先海的研究指出中国出口企业已经跨越了“低加成率陷阱”，这一结论可能还需后续时间的检验。截至目前，中国出口企业低加成率依然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以当前的产业结构看，中国出口企业的“廉价”商品比例依然很高。

以上为中国改善商品价格加成率提供了理论和部分历史事实上的依据。接着，我们看看各种价格在贸易福利上的实质性表现。

3. 制约加成率的成本因素存在吗？

结论：显著存在。

首先，长期看，当前能源结构决定了中国的碳中达峰碳中和目标实现面临调整压力，调整的阵痛是必然。短期价格层面，从国际能源价格上看，原油最高价格涨幅约为98%，天然气价格涨幅约为240%，燃煤最高价格涨幅高达约500% ，铁矿石价格涨幅达约200%，这为当前短期能源成本，以及下游制造业、航运业的成本冲击提供了可见的成本解释基础。

其次，从加成率视角上看，过去的一年里，中国工业原材料、能源等大宗商品利润率出现了显著的异常增长现象，其中以能源行业24.17倍（2417%）最为显著，其次是下游电子电气装备制造业的增长均值约26%，汽车纺织品仅为个位数，而能源供应、副食品行业则减少，能源供应业下降15.3%。这代表着加成率在工业上下游呈现了前高后低的鲜明现象，这预示着能源和工业原材料对下游制造业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其传导作用可能还将持续。特别对于出口企业，假设出口企业均以DAT（Delivered at Terminal）终点货站交货条件为主，其受到的成本冲击力度除了上游，还有下游航运成本，因此，逻辑上出口企业的利润率受到了严重的挤压。而顺势调整产能则能促进成一部分淘汰产能的挤出，一部分产品自然加成则能顺利传导到终端消费环节，实现成本压力释放，以及加成率的提升。（注：目前出口企业低利润都是零星样本，尚未进行大样本的出口企业利润率的数据检验）。

再次，对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原因，以中国为样本，中国的出口规模已经与2015年基本持平，可验证经济复苏的需求增长是基本动力，但这样的微弱增长不足以证明需求可以带动大宗商品的上涨。而诸多理论和实证研究已经证实，货币政策的传导效应，会显著地反映在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上。而疫情期间，为了经济复苏，世界多数国家（尤其美国）都实施了宽松的货币政策，下调利率、QE、债务发行等形成的货币洪流传导，是本轮大宗商品连续上涨的主要原因。

此外，对于“美国需要中国”的话题，本文第7节的详细分析显示，美国确实面临严重的通胀和债务压力，从商品供给化解通胀压力来说，这个逻辑成立，也符合现实。从持有国债维持美元稳定角度来看，美元目前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依然稳固（占比60.46%），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占美国国债境外部分和整体的比例分别为14.4%和3.8%的现实，且已近年常态，中国持有美债对助力美国经济的实际作用，有待讨论。

最后，国际投机资本的作用，碳中和的政策导向已成共识，机制理论上已经成立，但是否有实践证明，本文不表，读者可以自行观察涉能源投资类金融行业、金融衍生品的收益率，即可做出判断。

结语：概要而言，限电，碳中和是背景，大宗和能源材料是本，世界宽松货币政策是根，金融投机可能是催化剂。由此，我们应该对资源较稀缺型后发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难度有了一定的感知；对现有世界经济产业链、金融结构背景下，中低端制造国家面对的现实挑战有了更清晰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