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门户网站的崛起是因为“制度利好”吗？

2021-06-23 分类：网站建设

最近澎湃刊发了一篇“网络监管从紧，剑指内容生产灰色地带”的文章。作者是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张涛甫。

这篇文章中第一段重点标黑的文字是这样的：“门户网站在中国的崛起，是在技术、市场和政府的三重红利背景下成就的。假如没有制度利好和新媒介技术风口，门户网站是不可能迅速崛起的。当年的制度设计者，出于对互联网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的美好预期，给予互联网得天独厚的制度偏好，本着先发展后规范的原则，赋予互联网企业空前的制度空间，让其在市场上享有宽松的制度环境。”

新媒体技术风口的确是门户网站崛起的重要因素之一。但这里面所谓的制度利好、美好预期、先发展后规范、宽松环境，其意是当时中国政策制定者，有意让其先发展，故作宽松。事实真的如此吗?

我们还是要回到二十多年前一探究竟。

在日新月异的互联网时代，二十多年前在很多人眼里，算是“上古时期”了。

二

中国连入全球互联网的确切时间是：1994年4月20日，64k网络信道开通。这被国际上视为中国是一个能联入全球互联网的国家。这件事是当年中国十大科技新闻之一，在国家统计公报中列为1994年重大科技成就。

中国第一个WWW服务器是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于94年5月建成的，并在这个服务器上推出中国第一套网页。后来从中孕育出“中国之窗”。

中国第一个BBS是1995年8月8日上线的水木清华，与高能物理研究所的项目不同，这个清华大学的内部论坛不是一个万维网应用，但属于互联网应用。

不过，对于普通民众而言，能够接触到互联网的标志性事件是1996年1月的中国公用互联网全国骨干网建成并开通。

就媒体应用来说，最早触网的，不是什么新浪搜狐，更不是什么人民日报新华社，甚至不是省级媒体，而是一个杭州市的地方报纸：杭州日报。93年它就搞了一个电子化的《杭州日报下午版》。

今天人们回望中国互联网时，通常想起新浪搜狐网易，或者是百度阿里腾讯，其实喝头啖汤的，恰恰是国有势力：一批国有媒体。

第一个真正意义上走上互联网的，是国家教委主办的《神州学人》，1995年1月。

第一个全国性日报开办网站的，是《中国日报》，1995年12月。

到了1996年年底，一共有30余种报纸跑到互联网上发行电子版，另外还有20家杂志，大部分也是国有媒体。

96年年底，央视开始上网尝试，到了1999年1月正式对外发布网站。1997年1月1日，人民日报在电子版之后，正式开通《人民日报》网络版，同日，国务院新闻办建立了“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这个中心后来开办了“中国网”。同年11月，新华社开通了新华网。1998年1月，光明日报开通网站。1998年12月，国际广播电台搞了一个“国际在线”。

中国政府真正意义上专门针对互联网的一个官方文件，是1997年3月国务院新闻办就互联网开展对外新闻宣传问题的文件。因为当时互联网被冠以“国际互联网”，国内媒体搞电子版也好网站也好，就立刻和“国际”有关，自然是“利用互联网开展对外宣传”。

1997年这份文件，强调要统一通过中央对外宣传平台统一入网，后来觉得实在没操作性，在1998年10月，再次发文进行补充修改，允许申请独立域名，自建网站。

时任总书记的江泽民，在1999年一个会议上，做过要掌握先进传播技术手段之类的讲话，但那个会议的主题是：全国对外宣传工作会议。

可以这么说，刚刚开始兴起的互联网媒体应用，很大一块和“对外宣传”有关，当时的中国管理当局，是把它当成一个外宣口子来看待的。甚至一开始的想法甚至是统一管理，统一入口，完全是中心化的思路，与互联网去中心化背道而驰，谈不上是什么“先发展后规范，有意宽松”。

三

重点说说人民日报触网这件事，人民日报在国有媒体中的份量，世所共见。

人民日报触网发端于1995年10月，刚开始的做法是：把人民日报的信息放在新加坡的一个网站上，这是相当明显的外宣做法。

真正产生人民网，是1996年开始酝酿的人民日报网络版，推动者是蒋亚平。95年10月，他出任人民日报社信息化工作小组办公室常务副主任，筹办人民日报网络版。在担当这个职位前，他的身份是人民日报经济部工作的一个主任编辑，任农村组组长。从职位上可以看出，他绝非人民日报高层，算是一种中间骨干吧。

如前所述，1997年1月1日，人民日报开通了网络版，但一直到6月，国务院新闻办才批准其进入国际互联网。在1997年到1998年这两年不到的功夫，人民日报相继弄了日文版、英文版。它当时承载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把中国的声音传到世界。这一点，蒋亚平本人也不讳言：是代表国家与海外媒体竞争的一个重要阵地。

2000年8月，人民日报网络版改为“人民网”。到了这年年底，人民网的运营收入是：1000万元人民币。

而2000年的时候，有三家互联网公司以门户模式，分别于4月、6月和7月登陆纳斯达克，它们是：新浪(1998年12月创立)、网易(1997年6月创立，开始是做搜索的)、搜狐(1998年2月创立，开始是做搜索的)。

四

大致上，早期的互联网媒体就是如上所说发展。基本上两条线，各干各的。一路是国有媒体，一路是风险资本养大的互联网公司。国有媒体以外宣为重要任务，并不是以商业运作为主要目标。而互联网公司呢?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它们倒是拷贝了美国模式来中国，不过争夺的却是国内市场。

1999年，这两路人马其实有一场小小的冲突。4月份的时候，新浪搜狐网易等八家互联网公司开了一个中国ICP联合发展高层会议，传统媒体居然被拒之门外。这个会议后的八天，有23家传媒也聚集起来开会，通过《中国新闻界网络媒体公约》，以示不满。

中国政府真正意义上出手管理互联网媒体的，是2000年4月对外正式亮相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络新闻管理局。这标志一个专门管理网络媒体的管理机构出现。

可以这么说，在这个机构出现之前，中国有关管理部门，从来没把互联网看做一个什么特别了不得的事物。

2000年7月，中宣部关于网络工作的“西山会议”召开。这个会议在国有媒体网络化的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正是这个会议，做出了“新闻网站不得融资、不得上市”的决定。

这直接导致所谓的“千龙模式”的困境。这是北京地方上一次国有媒体的努力，集结九家媒体，共同打造所谓地方门户，但千龙模式中引入了一家非国有企业实华开1700万元的资本。为了清退这种“融资”，九家媒体不得不掏出真金白银来慢慢稀释掉实华开的股份。时任北京市委书记的贾庆林在10月视察千龙网时，专门指示“以九家新闻单位养千龙网为主”。

更长远的后果是，像人民网这种先行者，一直拖延到12年才上市。这距离西山会议，已经一十二年。

西山会议的根本在于，管理当局并没有意识到互联网对资本驱动的极大依赖性。要说是中宣部有意给市场化的互联网公司留出竞争空间，显然是不着边际的。一方面，像人民网这种国有媒体跑美国上市简直不可想象(在国内上市又没有利润支撑)，另外一方面，其时大部分国有媒体远不像今天这般经济上的困窘。通俗地讲，就是不差钱。

然后，有人恰恰忘记了，资本融入后的互联网公司，是可以做员工持股的。员工持股之下，打了鸡血般地疯狂奋斗的力量，是绝不容小觑的。

这哪里是什么制度宽松、政策红利。

五

制度上，其实有关规定，还是给新浪这种公司造成了一点麻烦的。

中国在1993年时颁布的电信法规，禁止外国投资者介入电信运营和电信增值服务，网络信息服务这类增值服务，属于信息产业部的政策性指导意见中外国投资者不能进入的领域。

新浪搜狐网易都是网络信息服务商，为了既能在海外上市，又能躲开有关管理规定，新浪率先发明/使用了“VIE模式”。简单来说，就是国内公司拿资质，海外公司去上市。国内公司与海外公司之间是协议关系。

VIE模式后来成了大部分互联网公司登陆海外证券市场的通用模式。

2000年下半年的时候，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有五部法规出台。其中有三部法规，直接影响到互联网媒体公司：9月的《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11月的《互联网电子公告服务管理规定》和《互联网站从事登载新闻业务管理暂行规定》。

类似要获取登载新闻业务资格的网络媒体，都必须是内资公司，而这些公司纷纷海外上市，采用的都是VIE模式。

VIE模式并不是什么制度宽松、政策红利，纯属江湖自发草创。时至今日，依然属于带有灰色地带性质的“公开的秘密”。之所以有关部门没有明示VIE非法，主要还是对吸引外资这件更大要事的考量。

前文提到的这三项管理规定，影响深远。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其实就是对ICP和ISP的规定，无论是ICP备案制度还是许可证制度，都依据于此。电子公告服务管理办法，看似针对BBS这种应用，其实后来所有的有UGC(用户贡献内容)性质的服务，比如微博、SNS、乃至微信，都用这个办法比照管理。而新闻业务，更是这次对商业门户原创栏目取消的依据。也是张涛甫教授行文的一个事件由头。

六

2000年的时候，根据CNNIC官方统计，中国网民规模为890万，互联网只是刚刚开始(虽然94年我们就连通国际互联网了)，可以说依然是一个蛮荒之地，市场远远未能形成。

新浪搜狐网易虽然已经上市，但依然在盈利问题上苦苦挣扎。新浪在资本压力下炒掉了创始人，搜狐股价长期在1元以下徘徊以至于总市值竟然低于其现金保有量，网易甚至爆出所谓假帐丑闻，后抛出CFO顶缸了事。

真正推动他们盈利的，是中移动的梦网计划，也就是大名鼎鼎后来又被广为诟病的“SP业务”。到了2003年，移动梦网中仅短信业务一项即为中国移动及参与计划的400余家SP创造了超过百亿元的收入。

财报显示，新浪搜狐2003年所谓无线增值业务(就是SP短信)占整个收入的5成以上，网易也达到了4成多。

但这一份雪中送炭，不是什么网络媒体的制度宽松、政策红利。媒体一脉的管理部门，无论是党这条线的中宣部，还是行政线的国务院新闻办，对SP业务，管理甚少，也没什么由头去管理这个领域。

一直到要到2005年，中国网民才算过亿。中国网络渗透率达到10%(占总人口的10%)的时间是：2007年1月，CNNIC宣布中国有1.37亿网民。

到了这个时候，中国互联网上的各种法律法规，已经层出不穷了。

七

总体来说，所谓意识到互联网这个先进生产力的，大抵都是业务层面的人才，不是什么管理高当局。这些人才，有身处江湖互联网公司的，也有供职于体制内媒体的。不过这种意识，也是模模糊糊的意识，并不是说非常清晰地了解到互联网到底会如何如何。

互联网早期的发展，要说有人能高瞻远瞩，做顶层设计，有意如何如何，未免高看了人的智慧。坦率地讲，的确会有人认识到趋势性的问题，但要在政策制定这种带有操作性的细节问题尤其是中国这种喜欢用门槛管理的国家上故意搞点政策红利，不免有些今人的夸大。

2000年后，尤其是网民过亿后，从制度设计角度看，中国对互联网管理，其实文本上一直是从严要求的。至于有法可依下一步的违法必究还是不究，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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